高考在中国一直以来被普通家庭视为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股票配资平台开户，因此任何特权行为都会引发公众的极端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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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之相对的是，还有一群人则经常宣传大学录取应该进行所谓的“个性化选拔”。他们的手段之一就是夸赞民国时期的教育水平有多高，录取方式有多么地灵活。
常有人举例，钱钟书1929年报考清华大学，数学只考了15分，但因国文和英文成绩优异，被校长罗家伦召见后准予“破格”录取。
这个例子经常会被用来证明“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更好的录取方式。实际上，那一年清华外国语文系本科学生的录取标准是“算学分数5分以上，总平均分数40分以上”，钱钟书的录取并不算“破格”。
当然，民国时期的大学录取也的确存在很多“破格录取”的情况，但是普通人将自己代入到拥有这种特权的上流社会就是在纯粹意淫了。对于寒门子弟来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远没有一些人宣传的那么浪漫。
第一章特权横行
民国时期，大学一般采用自主招考的方式，各校自行命题、评阅和制定录取标准。这种制度确实给了学校极大的灵活性。
但是，“灵活”往往不是为一般人准备的。这种缺乏统一标准和公开监督的招生方式，也为上流社会的子弟打开了方便之门。
1929年6月，南开学校董事会明确提出“对于捐资人子弟入学之优待”，对向大学进行过大额捐款的家庭子女予以特殊照顾。
民国时期的南开学校东楼
如果说这是由于当时大学的经费普遍紧张，这么做还情有可原，那么国民政府高官凭借手中的权力走后门的情况就很难解释清楚了。
如今流传着许多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拒绝权贵子弟违规入学的故事，但是这也说明当时权贵家庭绕开正常的招生规则，走后门的现象十分泛滥。
至于那些成功“破格录取”的例子为什么没有被大肆宣传，自然是掌握笔杆子的群体主动挑选的结果。
实际上，那些被拒绝的权贵往往是没有找对门路。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在等着排队入学的权贵家庭中等级还不够高。
例如，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确立了面向蒙藏学生的保送分发、从宽甄试的政策。
于是，大量权贵子弟冒充蒙藏、康绥等边疆籍身份违规入学的现象也随之而来。
1935年前后，这种现象已经相当严重。据一次不完全统计，在各大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收录冒籍顶替者数十人；清华大学收录12人；国立北平大学收录的7人中只有2人是真正的绥籍；北平师范大学收录的8人中只有2人是绥籍。
当然，学校方面肯定会考虑到冒籍顶替的情况，也设置了严格的审查手段。
不过，这些手段也只能将一般家庭排除在外，那些在国民政府身居高位的人在户籍上做做手脚显然是轻而易举。
而这还只是常规手段。真正的权贵实际上往往选择光明正大地走后门，不会给自己招来“违规”的非议。
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不公平性集中体现在“认可中学”制度上。
部分大学在考试之外设置了“认可中学”制度。所谓的认可中学，就是大学承认少数中学的教学质量，这些中学的毕业生可以凭毕业文凭和推荐材料，免去入学考试环节，直接进入大学。
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都曾有自己的认可中学。例如，沪江大学允许17所男校和4所女校的毕业生，只凭借推荐信和毕业文凭，便可免试入学。
沪江大学
而这些“被认可”的贵族中学，显然不是普通平民可以上的。
根据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08所正规高等院校中，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南京等城市的高校数量占全国67.7%，学生数量约占总数80%以上。
当时，一名学生在大城市的著名中学一年的花费一般需要200到300元，而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仅为10元左右。
而且，即便是寒门子弟依靠全族托举进了这类贵族中学，直升名额、推荐信、学校意见等这种不公开的资源，也不是依靠努力就可以争取的。
实际上，当时教育界的特权横行就连腐败的国民政府也看不下去，认为到了必须要改革的程度。
然而，由于当时全国的大学分散在各地，而且很多都依赖地方资源办学，改革始终未能推进。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导致许多大学被迫迁移到大后方，集中到了西南部，并且极度依赖政府拨款。这才给了国民政府一次推进教育整改的机会。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许多高官本身就在搞特权，这次改革很快便无疾而终了。
第二章 改革失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35所国立、省立、私立和各类专科学校迁往大后方，其中相当一部分汇聚到了川、渝、云、贵地区。大学集中内迁给国民政府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1938 年拍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设立统一招生委员会，推行统一的标准化招生制度。第一批参与统一招生的院校共有22所。
第二年，教育部开始推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参加院校增至28所。从形式上看，这已经接近后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目的在于压缩各大学录取过程中的灰色空间。
但是，改革过程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阻力。各大学长期以学校为招生主体，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招生传统。直到1940年，仅有41所高校参加了统一招考，不足当时内迁院校的三分之一。
已经参加的院校也在想尽办法，在自主招生名额上反复与教育部交涉，试图扩大学校的自主权。
不过，真正导致改革失败的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自己也不干净，在约束特权的同时，大肆给自己捞取特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颁发的大学毕业证
例如，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可保送辖区内公、私立高中会考成绩拔尖的学生，免试升入大学。保送名额的上限为该省当年高中会考及格学生总数的前15%。
而高中会考显然不会像大学统一招生考试那样严格，其中做手脚的空间很大。
由于这项保送的权利归属于教育行政部门，而不是具体的中学，为了平息学校方面的不满，国民政府教育部只能大开方便之门，允许国立中学有权保送毕业成绩为甲等的学生。
1939年，由于保送生制度滋生了大量弊端，民怨沸腾，教育部开始压缩保送通道，将高中会考学生的保送名额从15%压缩到10%，同时也取消了国立中学保送毕业生的权利。
改革的糟糕结果以及朝令夕改招致了各方的不满，而他们的目标是取消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回到自己做主的状态。
到了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被迫宣布暂停全国统一招考，恢复各大学自主招生，不过用的理由是抗战形势紧张、交通困难。
国民政府统一招考的尝试，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不久后，原先的学校免试报送名额也恢复了。国民政府的大学教育改革彻底失败。
面对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集团及其与官僚体系的相互勾结，民国中央政府根本无力进行约束。
更何况股票配资平台开户，民国中央政府的官员本身就腐败丛生，是最大的特权集团。当整个官僚体系都习惯了寻求特权利益的时候，任何改革都注定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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